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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改革的最大阻碍?

                                                作者 宋圭武 (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寻找谁是改革最大的阻碍。问:谁是改革的最大阻碍?答: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国民性。

    改革,最终是制度的变革,但麻木自私、不讲诚信、机会主义的国民性,最终导致的制度博弈均衡必然是低水平的均衡。

    博弈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优的结果是两个都抵赖,但每个囚徒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终选择都是坦白,最终导致最差的一种结局,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

    目前,中国社会,实际就是一个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在不良国民性的基础上,却导致了每个人利益的最小化。

    国人的不良国民性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在知识界,是如此。比如鲁迅。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的国民性可谓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鲁迅先生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旗帜,但在鲁迅先生自己身上,也显露了一定程度的麻木自私。如对原配夫人的感情,就有这种情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鲁迅先生换位思考,想想原配夫人的感情世界,若有同情心,也就不至于那样绝情。原配夫人其实就是身边的弱势群体,假如鲁迅真的关心弱势群体,就应从身边做起。但鲁迅先生,却并没有这样。一方面,鲁迅嘴上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在现实世界,却对一个弱女子,又是何其冷酷,让人遗憾。

    有人说留洋的胡适却与裹小脚的夫人不离婚,感觉是一个矛盾。其实,这恰恰说明胡适先生学到了西洋文明的精髓,就是人道和契约精神。既然和人家结了婚,就不要轻易违背契约。出尔反尔,有利就图,这是十分不道德的。

    何止鲁迅,其实,中国有很多的读书人,都是这样。正如鲁迅所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目前,我们看到,学术界浮躁病很严重,有许多读书人痛心疾首,可又有多少读书人,又不浮躁?一边骂抄袭,一边自己不断抄袭。一边骂腐败,一边自己却在抠学生。一些读书人没有钱找二奶,于是,自己的学生,就成了唐僧肉。

    在政治界,不良国民性的表现也是比比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领导,一方面,嘴上高唱奉献之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深陷自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比如一些贪官,就是这样,在主席台上,这些人反腐败是何其干脆,大骂腐败分子是何其彻底;但在台下,却又是腐败得如此熟练和老道!手法是如此高明!

    在社会大众界,不良国民性的表现也是普遍化。比如,现在我们大家都反对拉关系,但又有谁不拉关系?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忙于拉关系。再比如,我们大家都反对机会主义,都反对钻空子,都希望按规则办事,但又谁不机会主义,甚至一个比一个更会机会主义。再比如,我们反对给医生送红包,但我们中的很多人,到医院看病时,谁不想办法送红包,若送不进去,甚至还感觉不愉快。再比如,我们反对部门利益,呼唤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但要改到自己部门利益时,又是何其困难。

    目前,我们呼唤进一步市场化,让民众有更大市场自主权力。但是,在一个缺乏诚信的人文环境中,民众的自主化,必然也伴随混乱的增加化。因为缺乏诚信,权力集中,必然是腐败集中;而权力分散,必然是混乱增加。结果就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缺乏诚信的怪圈。

    另外,我们呼唤法治化。但法治化最重要是法治精神。什么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就是法律就是上帝。法治社会不是将权力交给法官,没有法治精神,权力交给谁都一样,最终是谁有权,谁就腐败。

    还有,我们呼唤民主化,但民主化也需要民众的民主意识做基础。没有民主意识,民主很难有好果子。什么是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核心应是公共精神,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奉献精神。但在麻木自私国民性的基础上,自然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也就自然很难建立起好的民主体制。

    种种事实说明,改革,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在这样一个国民性的基础上,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犯。一方面,我们自己呼唤进一步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以实际行动百般阻挠改革。这就是问题的现状。

    所以,中国的改革,最终是改自己。改革,不仅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更重要是国民性的重新培育。目前,要想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要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不良国民性。历史是群众创造的。群众既是历史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历史发展的最大阻力。实际历史也就是群众,群众不变,历史就不变。

    如何改造国民性,需要建设三个精神支点:诚信;理性;敬畏。诚信是改革的道德基础。有诚信,社会就有道德,就能保证改革稳定有序。理性,是改革的科学基础。有理性,改革就能体现科学性,就容易实现最优的改革路径。敬畏,也是保证改革有效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有敬畏,就有内在约束,这对保证诚信和理性精神也有利。目前,我们改造国民性,就是要建设国民的诚信、理性、敬畏精神。

    另外,如何改造国民性?还需要建设三个关键方面。

    一个关键是权力核心人物建设,要建设阳光领导。所谓阳光领导,就是有大德的领导。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要多提拔一些道德水平高的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一个单位的领导而言,其自身的价值观对所在单位群众的价值观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问题是如何公正评价领导干部的“德”?这里关键要看其为人民服务的实际业绩。“德”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有内在和外在两种形式。“德”的内在形式是良心,“德”的外在形式是一个人良好的言与行,有良好的话,同时有良好的行为。“德”的内在形式是“德”的外在形式的基础,“德”的外在形式是“德”的内在形式的实践展开。从社会角度看,“德”的外在形式更重要。如果“德”不在外在实践层面上积极展开,“德”就只具有抽象意义,而无任何社会意义。“德”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外在形式上。这里内在形式的“德”是内隐的,很难评价。一个人有良心多少,自己有时都很难说清楚,何况别人,所以,评价“德”应重点放在外在形式“德”的考核上,也就是要重点考核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言与行。而考核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言与行,重点则是考核行,而不是考核言。听其言,观其行,言只有体现在行动上,才能变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实际力量。而重点考核行,则要重点考核领导干部的实际业绩,就是要考核领导干部到底真正为人民和社会做了哪些实际事情。

    另一个关键是知识核心人物的建设,需要建设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大众。知识分子的本质也是启蒙。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这个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人们在没有别人的指点时,无力使用自己的知性。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己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当没有别人的指点时,他缺乏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要勇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口号。”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尔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说:“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美国学者托马斯·奥斯本认为:“从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启蒙指的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启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首先在自由的名义下,理性被运用于人类既存现实的各个方面。”“关于启蒙的任何最基本意义上的社会学似乎都会坚持认为,启蒙理想是与我们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处于启蒙阵痛阶段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知识时代,也许是一个知识社会。”目前,如何建设知识分子队伍,需要重点加强学术人的道德建设。这需要采取多方面的举措。比如,在职称评定方面,要对有道德污点的学者给于缓评或不予评定。要建立学者道德挡案。要对学者的一些好人好事进行记录,如参加公益活动、捐款等,都要有一个记录和评定,对表现好的,要积极给予重用。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学术权力监督机制,要坚决防止学术权力寻租。要进一步规范学术人才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评选活动。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学者多出学术精品,要尽可能杜绝学术水货,对抄袭等不良学术行为要进行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迁就。

还有一个关键,需要建设一个健康而开放思想市场。改造国民性,也需要思想创新。如何实现思想创新,需要实现解放思想与开放思想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解放思想,就是将人们从旧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实现思想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开放思想,就是积极引进外部的好思想,这也是实现思想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从创新角度看,解放思想和开放思想各有利弊,应当将二者有机结合。解放思想,不利之处是:创新的摸索成本较高。一是创新往往具有偶然性,所以,单靠解放思想实现创新,其创新程度总是有限的。二是检验成本高。思想尤其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要成为成熟的思想,必须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这往往需要社会实践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要以千万人的性命为代价。而开放思想,可以有效回避这一点。开放思想,可以有效利用别人已经成熟的思想,这可以有效减少自己创新的成本。但开放思想也有不利之处,就是如何适合国情?所以,开放思想又必须要以解放思想为基础。问题是如何实现解放思想与开放思想的有机统一,就需要开放而健康的思想市场。目前中国发展,客观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健康而开放的思想市场。科斯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中认为,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惊人成绩,但“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另外,改造国民性,还需要注重两个抓起。一个是从小孩抓起;一个是从小事抓起。从小孩抓起,就是要从小注重孩子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从小事抓起,就是不仅要抓大案要案,对国民的小错小过也要不放过,要严厉处理。

    从长远看,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长期任务。所以,中国的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最终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急躁是要不得的,这不仅对改革不利,而且很可能导致改革进入误区。

                                             作者 宋圭武 (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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