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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谈“核”色变

 

民众对核电安全性的不了解与不信任,已成为摆在中国核电产业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切尔诺贝利、三里岛和福岛 3 次重大核电事故让民众对核电充满了恐惧。这一系列事实,使得核电该不该上、能不能上,不再仅仅是科学问题。

核电安全吗?

“在业内有一种说法,公众的接受程度决定了核工业的未来。”中国核学会副秘书长申立新说。

周大地表示,对于核电的安全使用应该持积极态度,认为核能一定危险的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 缘于信息不对称。中国的核电有充分安全保障,人 们不必谈“核”色变。

针对公众最为关心的核安全问题,叶奇蓁院士肯定地表示,中国的核电运行相当安全,在建机组 质量可靠,包括设备制造、建筑安装以及调试等都 安全可控。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同意这 种说法,他说,中国现在发展的核电三代,按照理 论计算,安全程度要比过去国外搞了40 多年的核 电厂提高了10倍。中国核电从技术安全、管理安全、 法规安全等诸多方面,都有可靠的安全保证。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诸旭辉透露,近年来中国提高了很多核电安全标准。比如第三代 AP1000 压水堆拥有被动冷却系统,即使断电,水还可以流下来冷却。此外增加了双层安全壳,里面放射性的东西出不来,外面坚硬的东西打不进去。 另外堆芯也增强了安全设计,即便熔化了也不会跑 到地下水里去,而是装在内部慢慢冷却。

“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取得全世界的共识。”申立新向记者介绍,第三代核电技术把设置预防和缓解严 重事故作为了设计核电站必须要满足的要求。也就是说,三代核电在安全问题上做到了“设计兜底”。

在第十三届中国“核工展”上,中法、中美、 中加、中英等多场技术论坛,各国核科学家和核工 程师已就核电站的长期安全运行和核电的未来发 展进行深入探讨。申立新告诉记者,从目前的核电发展情况来看,第三代核电技术已成为当今国际上核电发展的主流。世界上核电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开工建设和正在申请建设许可证的核电机组几乎都是第三代。而目前在建的三代核电站中,美国占了4台,俄罗斯有2台,法国和芬兰各有1台, 中国 6 台,其中 4 台 AP1000 分别位于浙江三门 和山东海阳,2 台 EPR 位于广东台山。

“核雾染”?

华北雾霾与内蒙古伴有铀类放射性元素的煤炭利用,以及内蒙古大营地区新发现的大型铀矿资源有关。称终日不散的雾霾是因为燃煤排放的放射性铀粉尘电离大量的空气分子和粉尘颗粒所 致,这就是网民中流传很广的“核雾染”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中国核学会副秘书长申立新表示,自古以来,在地球上辐射无处不在。天然辐射来源于外层空间的宇宙射线和地壳 本身。我国公众所受辐射照射平均约 3.1毫希/年,其中 0.36毫希/年来自宇宙射线,其他2.74毫希/年都来源于地壳中的放射性物质。

申立新介绍,铀是天然放射性物质中的一种,天然铀中 99.3% 是铀-238,其半衰期长达 到四十多亿年,也就是说其放射性很小。空气中铀的浓度极低,吸入铀、钍系所有核素产生的剂量仅约6微希/年,即仅占总剂量的五百分之一。人类在天然辐射环境中繁衍生息和发展,每时每 刻都会受到各种射线的辐射。天然铀产生的照射占总剂量的份额小于千分之一,是不可能对健康有影响的。

我国煤中铀的含量平均为130贝可/千克,北 京为121贝可/千克,最高的是新疆,为 951贝可/千克。我国土壤中铀的含量平均为81贝可/千克, 最低的是北京,为 40贝可/千克,最高的是广东省,为 145贝可/千克。由此可见,雾霾频发的北京,其煤中铀浓度不高,土壤中铀浓度则是最低的。

可见雾霾与空气中铀浓度是不相关的。“通过分析可知,所谓‘核雾染’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事实和科学根据。”申立新告诉记者,雾霾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全社会共同研究和论证,但将雾霾和辐射联系在一起则是没有根据的。我国已经建立了严密的辐射监测网络和健全的辐射监管体系,可以保证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弃核的代价

一旦弃核,能够替代核电的只能是水电和燃煤发电,而不是天然气发电或新能源;因此弃核不是好的环境政策。因为核电建设成本高而运营成本低,因此一经建成,核电是用来服务基本负荷的。也就是说核电站基本上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并且其发电量长时间保持在一定水平。能够提供相同服务的其他类型电厂包括水电和煤电。服务基本负荷,要求发电机组能够廉价而稳定地供电,因此天然气机组、风电机组和太阳能机组是无法服务基本负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新能源蓬勃发展的德国,弃核政策开始推进后,还是要通过投资燃煤发电来填补弃核的供给不足。

事实上相对于火电,由于燃煤发电是弃核后市场会采用、也只能采用的技术,因此核电发展受阻会将人们暴露在高经济风险和确定而长期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中。大量研究已经指出,燃煤发电每年的各种排放所造成的健康损失累积起来是可观的。因此,上不上核电,从环境健康角度看实际上是在极低概率的灾难性事件和确定的长期污染损害间做出取舍。2013年冬天,由于美国等地严寒导致天然气价激增,弃核后的日本只好用煤炭替代天然气来弥补因弃核造成的供电能力不足,结果自然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变高。因此,弃核要么让经济暴露在高电价风险下,加剧投资风险 ;要么用煤减缓天然气带来的价格波动,但面对高污染风险。弃核的环境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福岛事故后,日本的碳减排立场大退步。这是因为福岛事故不仅造成日本现有核电发电比重下降,更由于环保组织、国内外压力使日本中长期能源规划不得不“减核、废核”。这必然导致日本中长期之内煤、气电比例将显著高于原有预计,因此再也难以像废核前那样雄心勃勃地提出碳减排计划。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柏强指出,在核电安全上,除了要具备成熟安全的核电技术,还要综合考虑地方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公众意愿等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核电有利于促进国家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专家冯毅认为,发展核能是一种国家意志,事关国家安全。

(信息来源:中国知网)